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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和美国市场相继“沦陷”后，中国成了苹果税的“主场”。
近年来，全球各地针对苹果App Store的“苹果税”展开激烈较量。在美国，Epic诉讼已演变成苹果藐视司法权力的刑事诉讼；在欧盟，Spotify投诉与《数字市场法案》（DMA）迫使苹果接受18亿美元天价罚款并被迫开放生态；而在中国，这场争论却基本处于沉寂状态，苹果非但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处罚，反而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中频频获取大量司法利益输送。本文将从美国、欧盟、中国三地的监管与法律环境差异入手，分析中国为何成为“苹果税最后的堡垒和乐园”。
美国案例：Epic诉讼与法院裁决
在美国，苹果因“苹果税”遭到游戏开发商Epic等多起反垄断诉讼。加利福尼亚联邦法院法官伊冯娜·冈萨雷斯·罗杰斯（Yvonne Gonzalez Rogers）对苹果态度强硬。
她在最新裁决中指出，苹果“设计新的反竞争壁垒”以维持其已被认定为反竞争的收入流，甚至在允许开发者引导用户到网页购买时仍强收27%佣金。法官因此下令苹果不得对App Store外完成的购买收取任何佣金；并直言苹果“低估了法院的决心”，称其行为是“严重误判”，已经移交检察官调查是否构成“刑事藐视法庭”。
她强调：“这是禁令，不是谈判。一旦一方故意无视法院命令，就不能重来”。苹果此前曾试图上诉，甚至向美国最高法院请求撤销禁令，但未获批准。
由此可见，美司法对苹果抽成机制的容忍度极低，一旦下令改革，苹果即使上诉也难以逃避直接的合规要求。
欧盟反制：Spotify诉讼与《数字市场法案》
欧盟方面对苹果抽成机制同样采取严厉反垄断行动。2024年3月，欧盟委员会根据2019年Spotify的投诉裁定苹果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并以阻止开发者告知用户App外更便宜音乐服务为由，对苹果处以18.4亿欧元巨额罚款。
欧盟反垄断专员玛格丽特·维斯塔格指出，苹果此种做法“已持续近10年……限制开发者告知消费者苹果生态系统之外有其他更便宜的服务……这是非法的”。
与此同时，新生效的《数字市场法案》强制将苹果纳入“守门人”规则：迫使其开放应用商店，允许第三方应用市场和外部支付方式。
苹果不得不在2024年初作出让步，在iOS更新中将欧盟区开发者佣金最低降至10%，并支持侧载和第三方下载。可以看出，在欧盟的监管压力下，苹果已开始支付罚款并修改商业规则，开放更多竞争和选择。
中国：沉默的最后堡垒
与美欧两地对苹果垄断的穷追猛打不同，中国尚未对苹果税问题进行实质性监管干预。2024年5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结了中国首例消费者针对“苹果税”的反垄断诉讼案。判决认定苹果在中国iOS应用分发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以无法查清，无法评价30%的苹果税是否定价过高为由）并未认定其滥用该地位。
法院认为，苹果收取30%的“苹果税”是其商业模式的一部分，因无法查清苹果运营成本与佣金差额，故无法评价其定价是否过高；同时指出苹果并未排除其他支付方式，也没有强制开发者使用Apple Pay。消费者要求停止30%佣金并允许第三方支付的诉求最终被驳回。
胜诉的苹果随后得寸进尺，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试图否定“支配地位”认定并删除“不公平定价”等措辞。总体而言，中国司法体系虽承认了苹果的市场位置，却以无法查清的荒唐理由未判定其行为违法，也未对“苹果税”实施任何制裁。
在苹果税之外，苹果还通过专利和生态控制手段强化对供应链和开发者的影响。例如，美国司法部诉状指出，苹果利用其智能手机生态系统中的API和关键访问节点“控制第三方的行为和创新”，包括对App创建及分发施加合同限制、收取费用税率等。
迄今为止，中国监管部门和主流媒体对苹果税问题总体保持低调谨慎。业内媒体曾报道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正在审查苹果的应用内购买佣金及外部支付限制，并分析“苹果税”在中国引发的不满，但官方并未发布任何正式调查通告或处罚决定。
政策层面上，中国政府强调鼓励创新和市场开放，而苹果作为外企对地方经济“贡献巨大”，加之有关改革可能冲击生态稳定，令监管态度相对审慎。综合来看，中国监管在制度上并不允许任意限制公平竞争，但在应对苹果税时，目前更多表现出政策的不一致性和模糊策略。
中国的反垄断法，到了苹果这里变成了“反反垄断法”。
苹果的“法外之地”
虽然苹果并非中国手机市场份额第一（2024年仅约15%的市场份额，排名第六），其高端市场地位和生态影响力依然显著。
欧洲和美国市场相继“沦陷”后，中国成了苹果税的“主场”。苹果公布的上海财经大学报告显示，2019–2023年间，中国开发者通过App Store实现的营业额从1.65万亿元快速增长至3.76万亿元。这一近乎翻倍的增长凸显了苹果生态对中国应用开发者的巨大吸引力：约90%的下载量和95%以上的开发者营业额来自中国本土，许多独立开发者和中小企业深度依赖苹果平台。
在欧洲，苹果表现出较强的妥协姿态，在接受高额罚款的同时，按要求调整商业规则以避免更严厉惩罚。相比之下，中国市场是苹果税的最后堡垒，苹果采取的是默契合作的做法：它表面上对中国一些小微开发者实行15%的优惠佣金、开放少量支付选项，事实上继续对占大头的营收部分（苹果应用商店佣金主要来需要缴纳30%苹果税的大型开发者）保持高额抽成。在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中国成了是苹果公司可以放心征收高额苹果税的唯一的“法外之地”。
中国的司法系统对苹果公司的纵容，与苹果对中国地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重要关系。苹果在国内经营数百家直营店，每年创造可观销售收入和税收；其庞大供应链涵盖芯片、显示、组装等行业，承载了数百万就业岗位（例如苹果最大的代工商之一富士康在中国区域员工数以十万计），相关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也受益良多。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往往以获得苹果订单、厂区或物流为荣，可见苹果在中国市场的经济影响力不容小觑。
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也影响了中国对苹果平台治理的抉择，激烈的监管变革或许会波及就业与经济稳定。因此，中国监管在审慎考虑后更倾向于维持现有政策环境，只对个别领域（如知识产权侵权、数据安全）进行侧重管控，而在苹果税等问题上保持“战略沉默”，即便这种沉默是与“鼓励自主创新”国策背道而驰的“鼓励垄断”。
事实上，即便是知识产权侵权这种几千万美元处罚金额的“小问题”（例如上海智臻、共达电声、西电捷通诉苹果专利侵权），中国的法院对苹果也是“呵护备至”，宁可牺牲本土创新企业的专利权益，也不愿对苹果公司实施实质性的惩罚。在与西电捷通旷日持久的标志性案例中，苹果表面上败诉事实上依然是大赢家（在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司法系统内部利益勾兑后，苹果成功逃避了数倍于赔偿款的专利费用）。
苹果公司在与中国创新企业的专利侵权诉讼案中的屡战屡胜，事实上是“量中华之创新，结苹果之欢心”，这是以牺牲一个国家基础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安全来换取（短期）经济安全的苟且的短视做法。
苹果从来不是一个技术型企业，甚至正在失去产品的光环，苹果已经变成一个阻碍创新的垄断巨头，这是毫无争议的事实。
今天，这个已经腐败甚至毒化，正成为创新杀手的苹果，已经被欧洲，甚至美国政府监管部门所敌视和追杀，但是中国，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成了苹果享受垄断者和创新杀手身份的最后庇护所。
结论：中国是“苹果税”最终战场吗？
展望未来，中国是否会成为“苹果税”全球攻防战的最后主战场，主要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意愿和国际压力。就经济利益而言，苹果巨大的中国市场和产业链贡献使得监管当局在短期内不愿剧烈动摇现状；就国际形势而言，随着美欧等地反垄断力度加码，以及国内应用开发者对高额抽成的抱怨愈演愈烈，中国监管或不得不在将来做出调整。
目前可见的迹象是，监管机构对苹果税问题尚未拿出明确行动计划，仅做了有限调查，但并不排除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后重新审视此议题。总体而言，在全球反垄断浪潮下，苹果税问题已不仅是商业谈判，更是关于技术创新、公平竞争与平台治理的制度较量。
中国的司法机构在苹果专利侵权案中对本土创新企业的打压，对苹果的偏袒，让人怀疑未来中国监管是否会打破当前“沉默合法性”，真正将苹果税纳入实质审查。
这取决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是否能够在“科技安全”决定“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今天，有勇气与魄力刮骨疗毒，对威胁“自主创新”和“科技安全”的垄断实体和行为给予沉重打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斩断以苹果为代表的国内外科技巨头的垄断和知识产权盗窃之手，对迫切需要借助自主创新崛起的中国来说有着比欧盟、美国有更重大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