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20日，正值特朗普胜选连任一周年之际，一场看似低调但信号极强的研讨会在华盛顿召开。
由C4IP（美国知识产权创新中心）等组织牵头，出席者包括特朗普1.0时期的“老面孔”——前贸易副代表杰弗里·格里什（Jeffrey Gerrish）、前专利局长安德烈·扬库（Andrei Iancu），以及现任USTR与USPTO的高级官员，美国当前在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方面最权威的幕僚悉数到场。
这不仅是对过去一年美国知识产权和贸易政策的“述职报告”，更是特朗普2.0时期全球贸易与科技战略的“总路线图”，对于分析和应对美国未来几年在知识产权和贸易方面的对华和对世界的理念理解，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
通过这份长达一小时的谈话实录，我们清晰地看到：在特朗普2.0的剧本里，知识产权（IP）已不再是单纯的法律条款，而是被彻底武器化，成为了美国在“科技冷战”中试图锁定胜局的核心工具。
一、 关税开路，IP锁喉：特朗普的“组合拳”逻辑
在1.0时期，特朗普被视为“关税狂人”；到了2.0时代，关税已进化为推行美国IP霸权的“破门槌”。
前贸易副代表格里什在研讨中直言不讳：“总统力求利用美国的贸易与经济影响力……使用或威胁使用关税，推动了美国与全球多国达成一系列至关重要的贸易协议。”
这背后的逻辑非常毒辣： 先通过高额关税制造贸易壁垒，再以“豁免关税”或“市场准入”为诱饵，强迫贸易伙伴签署包含严苛IP保护条款的协议。目前，美国已在短短数月内与英国、欧盟、日韩甚至越南、马来西亚等近20个伙伴达成协议。
这种“关税+IP”的模式，本质上是在全球范围内重建一套以美国标准（强专利保护政策）为核心的知识产权防火墙，旨在将中国等竞争对手排除在“高质量贸易圈”之外。
二、 拒绝“搭便车”：四条知识产权战线同时开火
研讨会中频繁出现的一个高频词是“搭便车”（Free-riding）。
现任USTR副代表里克·斯威策（Rick Switzer）的言论最具代表性，他认为：“美国的创新是0到1的最有价值部分，而中国则是站在美国基础上，从1开始创新。” 这种傲慢的“美式叙事”反映了特朗普2.0战略的深层焦虑：美国不怕竞争，但害怕失去对创新源头的垄断。
为了应对这种焦虑，特朗普政府正多线作战：
- 医药领域： 特朗普发布行政令，点名中国和印度在药品保护上的“不满”，要求纠正定价政策，拒绝让发展中国家“无偿享受”美国的生物技术突破。
- 标准必要专利（SEP）： 美方对英国、中国法院裁决全球许可费率表示极度担忧，认为这挑战了美国的“管辖权”。
- AI技术竞争。现USTR贸易副代表对AI方面中国的赶超和对美国技术的“搭便车”表达了不满，并认为美国的创新还是0到1的最有价值的部分，而中国则是站在美国基础上，从1开始创新。
- 制造业回流： 现任USPTO副局长莫根·斯图尔特（Coke Morgan Stewart）明确提出，强有力的专利保护是制造业回流的先决条件，“没人会投资无法保护、无法拥有排他权利的资产”。
三、 国际组织的“退群”与“夺权”
SEPwatch注意到，此次研讨会释放了一个危险信号：美国正对现有的多边知识产权体系失去耐心。
安德烈·扬库和斯图尔特均表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正逐渐转向推动发展中国家议程，奉行“一国一票”，偏离了西方定义的“技术中立”。美方甚至威胁，由于WIPO正转向支持IP体系薄弱的国家，美国正全力反对这一倾向。
这释放了两个信号：
- 如果多边组织不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将绕过WIPO，通过《美墨加协定》（USMCA）这种区域性“高标准”协议来定义全球游戏规则。
- 美国正利用ITC（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禁令救济，将其作为国内市场的执法利器，对他国产品实施事实上的“科技禁运”。
四、 AI赛道：不计代价的“产权堡垒”
在人工智能领域，美方的立场表现出一种矛盾的急迫感。一方面，他们承认中国在AI应用与专利数量上推进极快；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通过版权法和专利质量来贬低中国的成就。
斯图尔特认为，美国坚持“不撒谎、不欺骗、不窃取”的底线，通过构建“高质量”的IP体系来赢得竞争。但在实际操作中，美国正试图通过对AI生成数据版权的强力控制，建立起一道无形的技术门槛，防止中国企业利用公开的美国数据进行模型迭代（蒸馏）。
关于AI大模型训练数据和生成内容的“版权原罪”问题，美国专利商标局表示支持人工智能使用受版权保护的材料进行训练，但不允许人工智能公司未经许可直接利用这些材料创作竞争性作品。
“有形不动产的开发存在上限，但知识产权的潜力无限。” 这一表态揭示了美方的终极战略：既然在硬件制造上无法完全遏制中国，那就通过虚拟的“知识产权”定义权，对全球价值链进行二次收割。
中美知识产权战略的根本分歧：保护专利权人还是实施者？
正如《企业专利观察》所指出的，这是一份清晰反映特朗普2.0时期美方理念的“完整体现”。
对于中国而言，这场“科技冷战”的胜负手已经摆在台面上。美国正试图通过“关税剥离、协议锁定、国内重判、国际退群”的四部曲，在中美科技冷战的关键时刻亮出了美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底牌。
在特朗普2.0的剧本里，科技冷战的逻辑被重新定义。美国政府正旗帜鲜明地站在“专利权人”一边，而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对“反向劫持（Hold-out）”的定性。
美国司法部（DOJ）反垄断司副助理司长迪娜·卡莱在2025年9月的演讲中一针见血：实施者（如谷歌、苹果等大型终端厂商）对专利权人的“反向劫持”，其对创新的威胁远大于专利权人的“劫持”。这种保护“从0到1”创新者的姿态，不仅在逻辑上自洽，更在制度上构筑了吸引全球高端研发的磁石。
反观国内，我们的知识产权司法实践表现出一种“后发国家应激症”。为了保护本土下游制造业，中国反垄断法在SEP（标准必要专利）领域出现了泛化倾向：
- 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简单化： 往往将持有SEP等同于垄断。
- 许可条款干预行政化： 采取“就低不就高”原则强行压低FRAND许可费率。 这种将反垄断法“武器化”以换取短期制造业利润的做法，虽然保护了国内的“组装工厂”，却在无形中挫伤了真正的原始创新动力。
结语：中国如何应对“知识产权冷战”？
正如美方幕僚所言，中国正站在美国的“1”上进行创新，若一味通过规制手段维持这种“规则套利”，长期看损害的是中国自身的国际信誉与向产业链高端攀升的潜力。
特朗普2.0的政策逻辑非常清晰：既然在硬件制造上难以完全脱钩，那就通过提升专利保护强度，建立起一套让竞争对手无法逾越的“知识产权租金体系”。
在这场“强专利保护”优于“防御性保护”的博弈中，美国已先发制人，重建了科技竞争的制度优势。中国如果继续停留于“规则套利”和“保护实施者”的老路上，只会在下一轮科技迭代中被锁定在低端。
我们的反思不应仅仅停留在对等反制上，更应思考： 什么时候我们的司法实践能从“保护工厂”转向“保护发明家”？在规则不对等的棋局里，唯有成为“创新优先规则”的制定者，方能赢得这场持久的科技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