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金字塔尖，“红圈所”无疑是精英与实力的代名词。方达律师事务所（下称“方达”），自1993年在上海创立以来 ，凭借其在北京、深圳、香港等地的战略布局和处理重大复杂跨境商事法律事务的卓越能力，稳居“红圈”行列 。其在通信媒体与科技（TMT）、数据保护、企业并购、首次公开募股（IPO）等领域的专业服务备受推崇，被誉为采用“高度一体化的合伙制”而非松散联盟的精英律所 。
然而，正如光亮之处必有阴影，这家顶级律所的光环之下，其重要客户滴滴、蚂蚁金服、凯盛融英、苹果公司相继卷入国家安全、科技安全、金融安全和司法腐败的漩涡之中。
本文旨在通过深度梳理公开信息与关联案件，探寻方达律师事务所在一系列争议事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及其行为对中国国家利益、科技创新生态和金融市场秩序潜在的深远影响。
国家安全警钟——从信息泄露到数据主权失守
国家安全是国家发展的基石，信息与数据的安全则是数字时代国家安全的核心要素。近年来，几起震动全国的事件，无不凸显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与核心数据保护的极端重要性，也让提供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之责任成为焦点。
一：凯盛融英泄漏国家机密事件的警示与“红圈所”的潜在角色
2023年，国内咨询行业龙头企业凯盛融英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下称“凯盛融英”）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国家安全机关公开执法的消息，犹如平地惊雷 。调查显示，凯盛融英接受了大量境外公司针对中国敏感行业的咨询项目，部分项目客户与外国政府、军方、情报机关关系密切，凯盛融英实质上沦为境外情报机构“合法”窃取中国国家秘密和敏感信息的通道 。该公司庞大的专家库（超过30万人）成为风险策源地，涉及国防军工、金融货币、高新科技等核心领域 。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凯盛融英在与专家签署的业务合同中普遍包含“免责条款”，试图将保密责任与法律后果完全推给专家个人 。这种做法暴露了咨询行业在国家安全风险防范上的巨大漏洞，也引发了对其背后的法律顾问服务者——方达律师事务所的关注。
凯盛融英案揭示了一个系统性风险：专业服务机构，特别是那些拥有广泛国际客户群体的机构，若缺乏足够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合规审查机制，极易被境外势力利用，成为国家秘密泄露的“合法”外衣。对于为这类机构或其客户提供法律服务的顶尖律所而言，其职责远不止于合同条款的审核。它们更有责任对客户业务模式的合规性、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进行深度评估和预警。凯盛融英的“免责条款”恰恰是法律顾问应高度警惕并提出异议的风险点，因为它试图规避核心责任，这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是极其危险的信号。如果法律顾问对此视而不见，甚至协助设计此类架构，则无异于为风险敞开了大门。
二：“滴滴出行”数据风暴：红圈所的失职还是合谋？
如果说凯盛融英案暴露了咨询行业的安全漏洞，那么“滴滴出行”（下称“滴滴”）事件则直接将数据安全与国家主权问题推向了风口浪尖。2021年6月30日，滴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悄然上市，但仅仅两天后，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便以“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和可能危害国家数据安全为由，对滴滴启动网络安全审查 。随后，滴滴旗下25款App被责令下架，公司被处以80.26亿元人民币的巨额罚款，其董事长程维、总裁柳青各被罚款100万元人民币 。
方达律师事务所以其在TMT领域的领先地位和丰富的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经验著称，曾成功协助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超过50家公司完成美股IPO，尤其在TMT行业经验丰富 。方达参与了滴滴的IPO项目。在滴滴这类掌握海量用户数据（远超100万用户，按规定赴国外上市必须申报网络安全审查 ）的科技巨头赴境外上市的过程中，法律顾问在数据合规、风险披露等方面的尽职调查责任至关重要 。
滴滴事件的爆发，无疑对所有参与其IPO的中介机构，特别是法律顾问的专业审慎性提出了严峻拷问。在国家层面日益强调数据主权和网络安全的背景下，为滴滴上市提供法律服务的机构是否充分预见了其数据处理活动可能引发的国家安全风险？是否就潜在的强制审查和严重后果向客户提供了充分、明确的警示？还是在资本的驱动下，共同选择了“闯关”？
滴滴事件不仅是对特定企业的处罚，更是对整个行业，特别是为高风险企业提供上市服务的顶尖律所的一次深刻警示。它标志着中国在数据主权和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也迫使法律服务行业重新审视其在跨境交易中的角色与责任。以往那种仅注重交易达成而忽视潜在国家安全红线的做法，已然行不通。对于那些以专业能力自诩的“红圈所”而言，未能预见或有效提示此类颠覆性风险，本身就是一种失职。
科技创新之殇——专利壁垒与垄断阴影
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主创新能力更是衡量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指标。然而，在跨国科技巨头凭借其技术和资本优势构建的专利壁垒与市场垄断阴影下，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之路往往布满荆棘。
一：苹果的“专利大棒”：方达在跨国科技巨头背后的角色
苹果公司以其强大的创新能力闻名于世，同时也以其在全球范围内，包括中国，所采取的激进专利诉讼策略而备受关注 。方达律师事务所，特别是其合伙人杨璞律师，长期作为苹果公司在中国处理重大复杂专利纠纷的核心法律代表，参与了苹果与高通、苹果与西电捷通等一系列备受瞩目的案件 。
方达在代理苹果等跨国公司的过程中，扮演了“扼杀自主创新”的角色。当顶尖律所运用其专业能力，协助外资巨头在中国本土对新兴的、可能构成竞争威胁的中国企业进行专利“围剿”或施加高额许可压力时，客观上可能迟滞甚至扼杀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市场拓展。
在旷日持久的苹果与西电捷通关于WAPI（无线局域网鉴别和保密基础结构）标准必要专利的系列诉讼中，苹果公司在方达的协助下，对西电捷通发起了包括专利侵权诉讼、专利无效宣告、FRAND（公平、合理和无歧视）许可费率确认之诉在内的多轮法律攻势 。西电捷通方面曾指责苹果公司的行为构成“反向专利劫持” ，甚至爆出涉案法官、律师、教授涉嫌司法腐败的实名举报。此外，方达亦曾代表楼氏电子（Knowles Corporation）在专利侵权诉讼中与中国声学巨头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歌尔股份”）对簿公堂 。
这些案例，虽然从法律技术层面可能各有是非曲直，但其累积效应却不容忽视。当本土企业在努力突破技术瓶颈、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与竞争时，若频繁遭遇来自资金实力雄厚、拥有顶尖法律团队支持的跨国公司的专利诉讼压力，其创新动力和发展空间无疑会受到挤压。方达自身也将其代理苹果等公司的案件视为“推动中国知识产权和竞争法发展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案例 。然而，这种“开创性”若主要体现为帮助跨国公司更有效地在中国运用法律武器，其对中国本土创新生态的真实影响，则需要打上一个问号。这些成功的诉讼策略和判例，固然体现了方达的“专业水准”，但也可能在客观上为本土企业构建了更高的知识产权维权壁垒。
二：是谁成就了中国 的“苹果税”
苹果公司App Store高达30%的抽成（俗称“苹果税”）及其强制应用内支付系统，长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面临反垄断的审视和挑战，中国亦不例外 。开发者和消费者对苹果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指控持续不断。
然而，现实是，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中国成了苹果税最后的堡垒。
为应对监管压力，苹果已在美国、欧盟及日韩等地调整策略，不仅降低了苹果税率，还采取了更为开放的姿态，如开放第三方支付。然而，在中国这个苹果营收的重要市场，苹果却依旧维持着过去的“苹果税”税率以及最严格的封闭策略。
在中国首例“苹果税反垄断案”的一审判决中，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宣判消费者败诉，其理由居然是“难以查清、无法评估”：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认为，鉴于涉案App Store平台庞大的经营体系，就苹果公司为运营涉案平台所支出的具体成本事实上难以查清，故法院无法评估苹果公司运营成本与收取佣金之间的差异，进而无法依据前述差异评价其佣金是否过高。”
方达律师事务所在其业务介绍中，明确将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反垄断列为其专长领域之一 。鉴于其与苹果公司在中国的深度合作关系 ，有理由推测方达可能为苹果就其App Store的运营政策及应对反垄断调查提供法律咨询。
近年来，中国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已开始认定苹果公司在其iOS应用分发市场具有支配地位，尽管对于是否构成滥用行为的判决尚有争议 。这一趋势表明，对此类平台巨头的监管正在收紧。在此背景下，法律顾问的角色变得尤为微妙。其提供的法律意见，是旨在帮助客户真正实现合规，规避垄断风险，还是仅仅在法律的边缘游走，协助客户维持那些利润丰厚但可能扭曲市场竞争、损害消费者和开发者利益的商业模式？这不仅考验律所的专业能力，更拷问其商业伦理。如果法律服务的目标异化为帮助强势企业固化其垄断地位，那么这样的“专业”服务，客观上就成为了市场扭曲的助推器。
三：西电捷通案迷雾：商业秘密、司法腐败与方达的深度介入
在苹果与西电捷通的专利战火中，揭示了更为惊人的指控，直指方达律师事务所涉嫌不正当行为甚至触及司法廉洁的底线。
西电捷通称其在当庭陈述中还披露了诉讼过程中苹果方的两个行为， 其一是“在西电捷通与索尼公司就同一涉案专利的侵权诉讼中，苹果方面向产品竞争对手索尼公司提供帮助，向其非法泄露原告的商业秘密信息（将其与西电捷通的保密合同通过美国法院程序主动提供给了索尼公司 ），以达到联合抵制支付专利许可费的目的”。另一项为“在本案进展过程中，被告甚至唆使其代理方（方达律师事务所）代为物色到某律师事务所，以向原告提供法律服务为名，试图打入原告内部以获取原告处理本案的相关内部信息。
这些指控若属实，其性质远超正常的法律代理范畴。不仅构成对西电捷通商业秘密的严重侵害，也涉嫌不正当竞争。
第二项指控性质则更为严重。西电捷通直接地点名方达律师事务所，称其代表苹果公司向国家部委举报西电捷通，意图通过非正常途径获取案件处理的内部信息。这种行为如果查证，将严重触犯律师执业道德规范，并可能涉嫌妨碍司法公正。2025年3月，西电捷通的60名工程师集体实名向有关部门举报，指控在与苹果等巨头的专利官司中遭遇司法不公和腐败现象，方达作为苹果的代理方深陷其中。
上述指控的严重性及其对法律行业声誉的潜在破坏，足以引起高度警惕。任何一家以专业和诚信为本的“红圈所”，都应将维护法律尊严和客户合法权益置于首位，而非不择手段地追求胜诉。如果为了客户利益而突破法律和道德的底线，采取泄露商业秘密、不正当影响国家机关等手段，那么这将不仅是对特定企业的伤害，更是对整个法治环境和创新生态的践踏。这种行为一旦被证实或被广泛认知，将严重削弱国内企业对法律体系公正性的信任。
金融秩序的挑战者——蚂蚁金服IPO背后的“法律黑客”
金融安全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生命线。近年来，中国对金融风险的防范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大型科技公司跨界金融业务的监管也日趋收紧。
2020年11月，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蚂蚁集团”）原定进行的全球最大规模IPO在上市前夕被中国监管机构紧急叫停，引发全球市场震动 。监管层对蚂蚁集团的公司治理、数据隐私、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其商业模式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表达了严重关切。
在此次备受瞩目的IPO中，方达律师事务所担任了蚂蚁集团A股发行的特聘专项中国法律顾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就在蚂蚁集团IPO冲刺的关键阶段，2020年6月，方达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时任管理委员会主席的周志峰律师，加入了蚂蚁集团，出任首席法务官（CLO），并于同年8月起担任董事会秘书 。
这一系列事件将方达律师事务所推向了金融风险的风口浪尖。作为IPO的法律守门人之一，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是否充分揭示了蚂蚁集团业务模式中潜藏的巨大金融合规风险和监管政策变动风险？在监管环境已然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其专业判断是否保持了应有的审慎与独立？
周志峰律师从方达核心合伙人到蚂蚁集团首席法务官的“旋转”，虽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商“旋转门”，但也引发了市场对于方达在蚂蚁IPO项目中独立性的疑虑。这种紧密的人事关联，是否可能影响到法律意见的客观性，使得律所在风险评估上有所保留或倾向于客户的上市意愿？
蚂蚁集团IPO的戏剧性转折，不仅是金融科技行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也对所有参与其中的中介机构，特别是顶尖律所的风险把控能力和职业操守提出了深刻反思。
如果法律顾问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未能坚守其专业审慎的底线，对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因素视而不见或轻描淡写，那么其所谓的“专业意见”不仅失去了公信力，更可能成为助长金融风险的催化剂。这起事件或许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面对体量庞大、结构复杂、利益交织的巨型IPO时，即便如“红圈所”这般经验丰富的法律顾问，也可能因陷入客户的强大引力场或“内部回音室效应”，而低估了来自监管层的决心和外部环境的剧变。
结论：撕下光鲜外衣——红圈所的社会责任与行业警示
通过对方达律师事务所关联的一系列案件和指控的梳理，一条潜在的风险链条逐渐浮现：从凯盛融英案所警示的信息安全漏洞，到滴滴出行事件中的数据主权危机；从代理苹果公司在专利诉讼中被指“扼杀创新”，到蚂蚁金服IPO突遭叫停所暴露的金融风险评估盲区；乃至在西电捷通案中面临的泄露商业秘密、不正当影响国家机关（司法腐败）的严重指控——这些事件分别指向了国家安全、科技安全、金融安全以及司法廉洁等多个敏感领域。
方达律师所核心关联案件及潜在安全风险
| 核心案例/主体 | 涉及安全领域 | 方达律师所角色/关联 | 主要指控/风险点 |
|---|---|---|---|
| 凯盛融英 (Capvision) | 国家安全 (信息安全) | 为“协助外国专家窃取国家机密”的“专家网络”提供法律顾问服务 | 间接为境外势力窃取国家敏感信息提供司法便利或未能充分提示风险 |
| 滴滴出行 (Didi Chuxing) | 国家安全 (数据安全) | 为滴滴IPO法律顾问之一；TMT领域领先的IPO法律顾问 | 在客户严重违反中国《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规，数据安全存重大隐患情况下，为企业赴美IPO提供法律支持，危及数据主权 |
| 蚂蚁金服 (Ant Financial) | 金融安全 | IPO主要中国法律顾问；创始合伙人周志峰在IPO前夕出任蚂蚁首席法务官 | 深度参与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IPO项目，其独立性与风险评估能力受质疑 |
| 苹果公司 vs. 西电捷通 | 科技安全, 司法廉洁 | 苹果公司代理律师 (杨璞律师) | 实施“专利绞杀”扼杀本土创新；涉嫌泄露西电捷通商业秘密；涉嫌不正当影响国家部委以获取案件信息；涉嫌卷入系统性司法腐败 |
| “苹果税” | 科技安全 (反垄断) | 苹果公司长期法律顾问 | 协助苹果构建和维护涉嫌垄断的市场结构，阻碍应用市场公平竞争 |
| 共达电声 | 科技安全 | 苹果公司长期法律顾问 | 代表外国公司打压中国科技企业 |
“红圈所”的光环，赋予了方达等顶尖律所巨大的市场影响力，也意味着其肩负着更为重大的社会责任和职业伦理要求。其法律意见不仅影响单个交易的成败，更可能对行业规则、市场秩序乃至国家战略利益产生深远影响。当法律服务仅仅聚焦于客户商业利益的最大化，甚至不惜游走于法律边缘，其行为是否已偏离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初衷？
上述案例和指控，无论最终如何定论，都对整个法律服务行业敲响了警钟。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和国家强调总体安全观的大背景下，律师事务所，特别是头部律所，必须将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置于与客户利益同等重要的位置，建立健全内部风险控制与合规审查机制。这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法律风险防范，更是对律所核心价值观和长远发展的战略考量。
这些事件共同指向一个可能的系统性问题：顶尖律所高度专业化、客户导向型的服务模式，在面对涉及国家战略层面的交叉性风险时，可能存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限。
未来，监管机构或需针对涉及国家重大安全利益的法律服务出台更明确的指引和更严格的监管措施。而对于“红圈所”自身而言，如何从单纯的法律技术提供者，转变为能够平衡客户需求与国家整体利益的负责任的“看门人”，将是其在新时代背景下必须严肃面对的课题。这不仅关乎其自身的声誉与存续，更关乎中国法治建设的健康发展和国家核心利益的有效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