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注定是中国学术界与科技产业界“去腐生肌”的剧痛之年。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中国最高学府的宁静被接二连三的重磅消息击碎。先是曾被寄予厚望、号称要开启“第二个DeepSeek时刻”的AI智能体新星——Manus公司，其两位创始人肖弘、季逸超在试图离境时被监管部门采取“边控”措施；紧接着，长期活跃于两地金融界的“明星学者”、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高级顾问巴曙松传出失联被查的消息；而几乎在同一时间，北京大学原副校长任羽中因“靠校吃校”、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被正式提起公诉。
这一系列看似孤立的“暴雷”事件，实则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如果说Manus事件标志着中国科技安全风险管理已经濒临失控，那么巴曙松和北大副校长任羽中背后的“北大学阀”和“虚体机构”则是科技安全风险滋生的盲区和重灾区。一个盘根错节在象牙塔深处、严重威胁国家科技主权与产业安全的“系统性风险”正浮出水面。
一、 Manus的“新加坡跳板”：是商业成功还是“技术逃亡”？
Manus的崛起曾是一个典型的象牙塔里走出来的“中国合伙人”励志故事。创始人肖弘毕业于华科，季逸超成名于北大。在那个AI Agent（智能体）概念刚刚引爆全球的2025年，Manus凭借其号称“通用型自主执行”的核心算法，迅速在国际科技圈走红。
但支撑起这个“神话”的，并非只有创始人的聪明才智，更有中国举国体制下的资源倾斜。
根据业内透露的细节，Manus从0到1的孵化过程，几乎是武汉光谷以“一城之力”养出来的。 为了留住这个潜力独角兽，政府提供了超过2000平方米的免费场地，减免了数千万的税收，更有总计超过12亿元的各类引导基金、研发补贴、算力资源支持。甚至为了解决其算法训练的数据荒，相关部门还协调了大量民生与工业领域的脱敏数据进行“先行先试”。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成了中国科技创业史上一道极坏的“负面示范”。
在拿足了补贴、吸干了国内人才红利、利用中国庞大应用场景完成产品迭代后，Manus团队突然玩了一手“偷梁换柱”：他们借口“全球化业务拓展”，在新加坡成立了完全独立的母公司，并在极短时间内将核心技术专利与40名顶尖人才悉数转移。随即，在2025年12月，这家流淌着“中国资源血液”的公司宣布，以20亿美元的高价卖身给美国社交巨头Meta。
“这哪是创业，这分明是利用国家资源做‘肉鸡’，养肥了再连盆带肉端给美国资本。” 这种愤怒在科技圈迅速蔓延。肖弘和季逸超的“聪明”在于，他们算准了算法出海的监管空隙，利用新加坡作为中转站规避技术出口管制。
但他们显然低估了国家在事关“通用人工智能（AGI）”核心资产安全问题上的决心。这次“边控”不仅是对两人的问诫，更是对那套“国内拿补贴、国外换美元”买办逻辑的强力阻击。正如相关通报所指出的：没有中国的廉价人才成本和政府背书，Manus凭什么能做出Meta愿意掏20亿美金买的东西？把国家资产私有化后再外流，这不仅是“鸡贼”，更是对国家安全的背叛。
二、 巴曙松案牵出的学术腐败深水区：北大虚体机构
如果说Manus仅仅是中国科技安全风险的“病症”，那么以巴曙松、任羽中为代表的“北大虚体机构”学术腐败窝案才是真正的“病灶”和根源。
在这次震荡中，北大的“虚体研究机构”（非独立法人研究中心）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在北大，这类机构一度多达数百个。设立它们的初衷是促进跨学科研究、吸引社会资金，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往往变成了个别学术“大拿”搞寻租的“独立王国”。
以巴曙松长期任职的汇丰金融研究院以及被项立刚等业内人士反复质疑的“某些涉外虚拟机构”为例。这些中心不占正式编制，却挂着北大的金子招牌，利用北大的顶级政治与学术影响力，在地方政府和各大金融机构间长袖善舞。长期以来，这些虚体机构成为了监管的盲区：
这里的风险在于三个层面的“失控”：
- 经费套取的“黑匣子”： 由于虚体机构财务审批往往挂靠在院系，监管层级多、盲点大。巴曙松被传卷入非法集资与利益输送，背后正是这些机构通过“项目外包”、“咨询费”等名义，将大量国有科研经费或校友捐赠挪作他用，甚至沦为特定小圈子的“小金库”。
- “靠校吃校”的官僚化： 任羽中作为北大曾经最年轻的副校长，其坠落的关键词是“公器私用”。他利用手中的人事权、招生权、资源分配权，在虚体机构的掩护下，将教育资源“标价出卖”。这不仅是经济腐败，更是对学术公平性的毁灭性打击。
- 学术渗透与政策间谍： 最令人警惕的是，诸如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等敏感机构，由于大量接受境外资金，且人员与国际资本联系紧密，极易成为西方机构对华进行“学术渗透”与“政策间谍”的桥头堡。当我们的顶级学者在接受境外赞助、拿着境外课题费时，他们产出的知识产权政策、金融安全报告，究竟是在为谁说话？
三、 系统性暴雷背后的深刻反思：不能让“学阀”掏空象牙塔
从Manus到北大窝案，暴露出中国在硬核科技与高等教育管理上的一个系统性短板：监管的滞后性赶不上精致利己主义者组成的“学阀”的变现速度。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为了鼓励创新，给了高校和科研人员极大的自主权。但这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象牙塔是“法外之地”，似乎“技术无国界”可以作为变卖国家资产的遮羞布。
在此前的报道中，SEPwatch曾指出：任羽中和易继明背后的”北大学阀“，是对当前高校治理体系的严厉警示。当大学不再是纯粹的真理追求之地，而是连接政策（法规）制定、行政权力、司法审判、商业资本与学术资源和科研成果的“超级闭环”时，滋生腐败便成了必然。
肖弘、季逸超、巴曙松们，无疑都是跻身学阀圈子里的聪明人。他们懂技术、懂金融、懂规则，更懂如何利用中美博弈的“灰色地带”为个人谋取最大化收益。这种“鸡贼式”的成功，如果得不到严惩，其产生的示范效应将是灾难性的：如果每一个受国家资助的项目都想着“出海卖身”，每一个掌控学术资源的教授都想着“套现跑路”，甚至沦为“政策间谍”，那中国的科技主权和科技安全将无从谈起。
四、 观察：全要素监管的时代已经到来
Manus创始人被边控和北大副校长被判刑，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国家对科技安全、学术安全的容忍度已经触及底线。
下一步，针对“大学虚体机构”的系统性大清理势在必行。那些只有牌子、没有实质学术产出，却热衷于接受境外资金、搞利益输送的机构，必须予以撤销。
这不仅仅是个别学者的道德堕落，更标志着中国象牙塔内部的系统性科技安全风险已进入集中爆发期。在“科技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时代背景下，这些象牙塔里“学术自由”外衣下的技术买办、学术掮客以及制度漏洞已经成为动摇中国国家安全的系统性科技安全风险。
中国象牙塔里的这次“暴雷”，虽然短时间内带来了阵痛，但它是一场必须进行的“排毒”。我们需要的不是只会利用规则缝隙套利的“聪明人”，而是能守住底线、深耕本土、与国家命运共振的学者。